围绕将光伏制造环节纳入能源行业管理、优化光伏发电用地税收政策等方向，刘汉元代表提出了诸多建议

投资时间网、标点财经研究员 安喆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和疫情“长尾效应”影响，我国面临下行压力。2025年，我国CPI持续上涨乏力，同比出现0增长；PPI同比下降2.6%，连续第39个月处于收缩状态。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成为当前首要任务。

投资时间网、标点财经研究员了解到，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针对将光伏制造环节纳入能源行业管理、优化光伏发电用地税收政策等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将光伏制造环节纳入能源行业管理

推动形成光伏价格动态平衡机制

光伏产业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现已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和端到端自主可控能力。但产业长期面临制造端与应用端协同不足，产能布局与电网承载力不匹配，产能过剩与短缺周期性频繁切换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叠加近年来地缘政治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的“内卷式”竞争加剧，光伏制造产能规模超过需求的两倍，低价无序竞争导致全行业连续两年大幅亏损超过1000亿元。资本市场上，全行业总市值较历史峰值缩水近4万亿元。如果趋势继续蔓延，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针对将光伏制造环节纳入能源行业管理等方向，全国两会期间，刘汉元代表提出了相关建议。

202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旨在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长远来看有其正面意义。但作为全国性文件，具体实施细则交由各省（市、区）自行制定，导致许多地方政策不明确。面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新能源入市后电价剧烈波动带来的运营风险，许多企业不得不放缓或暂停新项目开发建设，导致2025年国内光伏装机增长失速，2026年可能出现近年来首次负增长。

与此同时，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及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刺激，中国境外光伏组件产能已大幅提升到100GW以上，美国、印度光伏制造业的崛起，对国际市场形成挤压，长期来看出口可能出现增长停滞。受此影响，2025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速回落到2.1%，预计未来几年零增长或略有增长。国内、国际市场两头承压，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今年需求持续放缓，全行业将继续亏损，“内卷式”竞争恐进一步加剧。

刘汉元代表认为，在国家全力推进“双碳”目标的关键时期，光伏产业不应再继续按一般制造业进行管理，应更好地保护其在全球竞争中已形成的领先优势，更加重视其对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国家能源和外汇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此背景下，将光伏制造环节纳入能源行业管理，对光伏产业而言，可实现制造与应用协同、安全与转型并重、政策与监管统一；对国家而言，是基于能源结构变化和能源安全考量，对我国能源管理系统的一次升级，是支撑“双碳”目标落地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此，刘汉元详细建议：

一是建议将光伏制造环节纳入能源领域统筹规划管理。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牵头统筹光伏制造行业的管理，国家能源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生态环境部等部委协同配合。将光伏制造产能与能源发展、电网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制造—应用—消纳”的协同联动机制。

二是建议参照传统能源行业管理的成熟经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对光伏制造环节建立市场调控机制。将光伏制造产能的运行与全国光伏装机规划及出口需求联动，构建“以需定产”的动态平衡机制。完善光伏制造端价格调控制度，建立价格预警机制，必要时采取价格干预措施和价格紧急措施，构建防范和应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风险机制。

三是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监测平台，完善应急保障及过剩监测体系。建立光伏制造运行监测系统，监控产能、产量、价格、能耗、质量等数据，以及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的运行动态，将光伏制造最上游的原料环节——多晶硅纳入国家能源安全储备体系，建立极端情况下原料供应及收储的应急响应机制，提升产业链韧性。 

完善光伏用地税收政策

保障新能源战略稳健实施

在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成为当前首要任务的背景下，税务机关本应采取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来激发市场活力，通过更精准的扶持政策减轻企业压力，给予企业喘息时间，支撑经济建设，服务国家大局。但有的地区反而加大稽查力度，进行突击追征，有的还加收高额滞纳金，对本就负重前行的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短期来看，追征虽能增加财政收入，但必然会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破坏市场活力，导致税基萎缩，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影响。

刘汉元代表表示，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能源转型的主力军，光伏产业也面临上述问题。近期，全国多地开始对光伏发电项目追征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下称“两税”），许多存量项目面临远超自身承受能力的税收负担，新增项目则由于算不过来账而取消投资，严重阻碍了产业发展，延缓了能源转型进程。

一直以来，光伏用地的税收政策始终未明确，执行口径处于模糊状态。经测算，光伏发电项目土地“两税”的负担率（“两税”税额/项目总收入）按租赁全面积算最高，将达到40—45%；按光伏阵列面积算，“两税”负担率将达到25—30%；按投影面积算，“两税”负担率将达到10—15%，以上负担率还不包括部分地方追征项目的税收滞纳金。如按以上标准征收，光伏项目将无法承受远超自己实际能力的税收负担。

同时，随着税收监管日益趋严，一些地方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与追溯检查。这种从“鼓励扶持”到“严格征管”的政策转向，不仅影响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动摇了企业长期投资和布局的信心。

基于以上分析，刘汉元代表建议：

一是建议优化土地税收政策，尽快明确计征标准，完善征收程序。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尽快研究并明确光伏电站所涉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占用面积、占用时间等关键性政策执行口径，明确和通畅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交互机制，完善征收程序，增强用地与税收政策的确定性。涉及“农光互补”“渔光一体”等光伏复合项目，建议按照桩基面积征收。

二是建议明确光伏发电项目继续享受“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光伏发电项目由政府“核准制”变为“备案制”，源于政府治理理念升级带来的行政审批方式优化，但这并不改变其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也不影响其推动能源革命和“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作用，理应继续享受该优惠政策，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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