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努力让中国在世界动荡环境下，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

图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李民斌。

标点财经研究员 李浥尘

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李民斌将提交三份提案：《关于深化大湾区金融合作，促进区内经济融合发展建议的提案》《关于加强建设外商投资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议的提案》《关于加大生育支持投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建议的提案》。

在李民斌看来，大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相互投资、消费、就业和创业等，未来将有增无减，需要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大湾区金融市场全面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稳定外商投资，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通过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加强跨境贸易投资合作，有利于推动国家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

“稳外资盘”营商环境为关键

202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专项外资政策。

稳定外商投资，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通过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加强跨境贸易投资合作，有利于推动国家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李民斌认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努力让中国在世界动荡环境下，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为此，必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必须在立法、司法上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一视同仁、一体保护的清晰、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李民斌表示，“稳外资盘”必以“营商环境”为关键；“营商环境”建设必以“法治化”为核心。在他看来，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两项。

首先是制度面的开放程度仍需不断深化。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必须建立在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基础上。如果在规则、标准的层面与国际通行标准“对标不足”、缺乏“接口”、无法融入的话，既削弱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削弱自主制度创新的成效。

“故须重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于我国具体案例中的应用及统一性（比如个别司法案例对国际金融规则的不同解读和适用，可能对市场主体的风险判断和交易模式造成深远影响，甚至可能改变行业生态），识别相关规则、标准的对接空间。”李民斌表示。

其次是治理面的执行水平仍需不断提升。除了出台全国统一的相关法律条文和政策规章，外商投资在治理层面还可能会面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歧视对待、维权无路等各种具体问题；地方性的限制措施或配套细则的更新滞后等，也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李民斌认为，这些都可能对投资信心造成伤害，甚至导致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不良后果。

针对上述问题，他建议从三方面发力：一要不断完善法律、政策层面的建设。建议落实平等保护、全面保护的要求，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外资机构需要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游戏规则”，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主动参与到规则完善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可考虑建立基于互联网统合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让外资企业能够及时掌握政策立法动态、实时统计数据，获得政策解读，参与调研反馈及表达实际需要；另外，不断加强外企权益的平等保障，尤其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重点领域，杜绝任何形式的不公平限制和歧视性措施，坚定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二要切实重视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建议不仅要在规则层面重视，更要在具体案例中加以应用。尤其是处理涉外经济纠纷的领域，除了赋予当事人平等法律地位外，要努力查明、正确理解相关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甚至外国法律；在保障司法主权不动摇的前提下，准确运用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在个案判决和裁定中，让司法判例既体现国家意志，又体现国际水准。必要时，最高法院等司法部门要出台更为细化、可操作的工作规范，指导地方司法机关具体落实。

三要加强涉外执法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在涉外执法机制方面，加强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必要时可以设立联席会议机制解决突出问题。发挥东部地区“经济引擎”作用和自贸区“试验田”功能，汇聚涉外专业人才；引入专业处理国际投资、经贸、金融纠纷的国际机构，为其提供展业便利，并学习借鉴其宝贵经验。在与法律相关的跨境数据及资本流动、人员往来方面提供更大程度的便利。针对经贸、金融等专业领域，继续深化建设多元化、国际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李民斌强调，“新时代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方面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让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层面越开越大，让外资成为释放中国经济巨大潜能的核心助力。”

推动大湾区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2023年末，前海总体规划、横琴总体规划、大湾区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相继发布，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李民斌认为，未来，区内企业和居民相互投资、消费、就业和创业等将有增无减，需要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大湾区金融市场全面健康发展。为此，目前需要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平衡度有待提升。2023年大湾区经济平稳复苏，但是区内金融市场表现冷热不均。银行业发展稳健，2023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存款增长8.9%，香港各项货币存款增长5.1%。相对而言，资本市场的表现不甚理想。2023年，深圳成指和恒生指数分别下跌13.5%和13.8%，投资者信心低迷，影响投融资功能的发挥。为此，大湾区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在保持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同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第二个方面是跨境数据流动效率有待提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要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的问题。李民斌指出，当前外资银行面临的跨境数据传输主要挑战包括：一是客户不理解境外母行及当地监管的要求，较难获得客户关于跨境数据传输的单独同意。二是由于缺乏标准，难以通过匿名化处理符合法规要求。

李民斌指出，大湾区已经采取了部分优化措施，2023年12月，大湾区版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公布，取消了相关数量限制，但仍需告知或者取得个人同意。2022年和2023年，粤澳、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相继上线或开始建设，但尚未全面覆盖粤港澳三地。

第三个方面是跨境反洗钱相关的企业股权信息有待整合。为了防范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商业银行需要通过股权追溯，对境外企业客户、境内客户的境外关联方进行身份识别，尤其是可能存在多层嵌套、交叉持股等复杂股权结构的客户。不过，目前境内企业的股权信息来源多样，境外企业的股权信息很难获取，且成本较高，对商业银行跨境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造成较大影响。

鉴于上述现状，李民斌建议，首先，加强金融市场的全面健康发展，探索更高水平的金融互联互通，支持投资者跨境均衡配置。

具体而言，李民斌指出，资本市场方面，搭建统一的投资产品信息库，集中展示金融机构已经上架的各类基金、理财等投资产品，统一产品风险分类，为合格投资者提供及时、透明、标准化的产品信息。鼓励更多香港私人银行、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等在前海设立专营机构。发挥内地和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品类互补优势，推动REITs纳入互联互通机制。银行业方面，加大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合作。研究推出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共同吸纳全球绿色资金。

其次，建议推动更加多元化的跨境数据流动方式，在大湾区版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多元化跨境数据流通方式。

李民斌表示，一是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湾区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将粤澳、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扩展至大湾区全域，便利个人和企业获得、验证其自身数据并完成跨境资产证明、跨境银行开户、跨境信用贷、跨境保险理赔等金融服务。二是明确个人数据匿名化处理标准，个人数据匿名化处理后出境的，免除个人授权同意。初期可以在大湾区各地均有机构的银行试点，再逐步扩展到其他金融机构。

最后，建议推动建设大湾区企业股权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接入境内和境外的数据来源，支持金融机构更加有效地识别跨境客户身份，加强反洗钱能力，提升跨境服务能力。

在李民斌看来，境内数据来源可以包括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启信宝、企查查、天眼查等第三方企业。境外数据来源可以包括香港金管局2022年10月推出的“商业数据通”，通过查询境外信贷纪录等相关信息，支持境内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同时，商业银行通过该平台集中查询，也可以带动降低查询成本，并进而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完善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至902万人，群众生育意愿走低问题亟待解决。

李民斌认为，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以提升相关政策的全面性、包容性、前瞻性，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既是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的应有之义，更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提案中，李民斌指出，目前，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在大城市的生育成本接近100万。如果以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的成本相对于本国人均GDP的倍数来算，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2.24倍，德国3.64倍，美国4.11倍，日本4.26倍，我国则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

同时，李民斌认为，生育激励机制存在错位。养育付出与社会受益的错位，也导致目前一些激励政策成效不佳。到目前为止，生育和育儿补贴的具体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出台。但人口是流动的，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长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为整个国家做贡献但不一定是为本地做贡献。

最后，李民斌表示，生育支持措施覆盖面不足。当前一些地方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是“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一孩家庭不能享受，实际存在着不公平性。生育的现实困境并不全在于二孩、三孩家庭，在一孩生育时同样面临抚养成本高、职育平衡难、没有人照料等难题。这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的养育体验，以及再生育的决策。根据《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近6年来，我国一孩出生数量降幅达到51.3%，已经非常说明问题。

在提案中，李民斌提出了三方面的针对性建议。

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建立国家鼓励生育基金。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全社会，激励生育的主体就应该在国家层面，而且需要从长计议。很多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会针对多子女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大幅度发放生育补贴，根据家庭养育孩子数量，每月直接发放现金补贴，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在当前在需求不足的经济形势下，额外的生育补贴还可以带来额外的刺激经济收益。

二是提升生育支持政策覆盖面。支持头胎生育，促升一孩出生率这个基本盘，是解决青年生育和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重要方向。建议出台覆盖全孩次的生育支持政策，对于一孩生育予以相应程度鼓励，这即是对育儿家庭的公平体现，也是人口形势所需。当前，深圳、温州等地已开始尝试制定新政策，对生育一孩也予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是非常好的尝试。另外，建议医保部门综合研究，开展试点，出台政策，将人类辅助生殖术和治疗不孕不育症所产生的费用按标准纳入医保、生育险报销范围，帮助更多育龄人群。

三是加大对家庭经济扶持力度。建议全面考量孩子教育成长的全周期，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包括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如在已有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基础上，增设子女基本抚养专项附加扣除，延长覆盖年龄至8-10岁，可根据年龄段设置不同的扣除额。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可研究按养育数量给与购房补贴，比如补贴一孩家庭房贷利息的10%，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30%，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

李民斌表示，长期来看，补贴生育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改善养老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只要加大生育支持力度，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前景将更加美好。